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刘家的子孙学习这‘门’学问。”又对次子刘说：“为政的要领在宽柔与刚猛循环相济。如今朝廷最必须做的，是在位者尽量修养道德，法律则应当尽量简要。平日在位者若能以身做则，以道德感化群众，效果必定比刑罚要好，影响也比较深远，一旦部属或百姓出错，也较能以仁厚的‘胸’怀为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所裁定的刑罚也必定能够达到公平服人，和警惕人改过自新的目标；而法律若能尽量简要，让国民轻易懂也轻易遵守，便可以避免国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又可以建立政fu的公信力和仁德的精良形象，如此一来，上天便会更加佑我朝永命万年。”又持续说道：“本来我想写一篇具体的遗表，向皇上贡献我最后的心意与所学，但胡惟庸还在，写了也是枉然。不过，等胡惟庸败了，皇上必定会想起我，会向你们询问我临终的遗言，那时你们再将我这番话向皇上密奏吧！”最后于农历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六月，葬于乡中夏中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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