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作风问題很多人都有。但我屡教不改。明知道那种带刺的鱼不能多吃。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贪吃。有时明明不是特别想吃。好像在和谁赌气一样。

1962年。我在地委工作。档案室的一个女人和我相好。那女人三十出头。对男人的爱好胜过一切。我们有时白天偷偷干了夜晚还要幽会。最后一次。她男人拿着手电筒在档案室门口喊我们的名字。无路可逃。我们只有镇定地穿好衣服。我被他打得鼻青脸肿沒有还手。后來。她被打得沒法。交待说已记不清次数了。但办公桌边沿有记载。她男人跑去数了好长时间。新的旧的共129道。他老子是个副专员，告到上面，说我强奸他儿媳妇。我申诉，有被强奸了129次后又津津有味地作深刻记载的吗，有被强奸了130次才告发的吗，上面最后定论：人民内部矛盾，不宜扩大。我幸免一难，由副处降到了正科，调离了原单位。

我到过的地方很多，算起來有十來个，好像都是因为女人，其实又不都是为了女人。这样讲，你也许不信。

五十年代后期，我从一个小城市贬到外省一所大学任副校长，那时才三十五六，就做了无所事事的逍遥王。中文系的一大堆男男女女经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讲几句话。我讲话调子比较低，很受大学生的欢迎。校方主要领导却认为我沽名钓誉不务正业，多次向上反映。我便经常被上面召见挨批。那时真有虎落平阳的感觉，我是个粗人，最后发展到专门和他们对着干。秋萍就是那时出现的，她是个才高八斗的女才子，父母在国外，小资得很，是那种很有号召力的学生领袖的角色。她经常找我谈心汇报思想。次数多了，我发现她眼中闪动着一种我渴望的东西。

我读过她两封信。一次是她约我到西湖玩，虽然知道那是个美丽的圈套，但我还是去了……我们还经常到扬州县，游瘦西湖，住小旅馆。她终于怀上了孩子，在学校里再也遮挡不住了。但我们不承认，学校沒法子，就把秋萍分到**。

两年后，她再也吃不了那种苦，写信给学校，全盘交待了。那信我读了，我不怨她。

1950年我在湘西参加剿匪，担任师长，都说我一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因为男女方面的问題，老婆和我离了婚，反正沒有孩子，我就这么一个人过着。我老婆三十年前就死了，被车撞死的。哎。说不清什么滋味，什么味道都有……

宏照也曾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我回到家，呆坐了半天，想起了自己，好像经历了李千军一样的坎坷命运，从辉煌到衰落一路直下。这是一面镜子，照到了宏照，要不他不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也照到了我，否则我不会有所触动。

市教育局安排我到一个距东海边二十公里的乡镇初中支教。

一辆面包车沿着颠簸的公路把我送到学校，校长和两位主任早等在学校大门口，他们紧紧握着我的手，让九月的夜晚，分外温暖。

我和省级示范初中的小李老师被安排住到学校附近的一户农家。户主是老俩口，老太太满嘴无牙，老爷爷耳背，笑容可掬。老人的孩子们都在外打工，弟兄四个一直沒有分家，所以房子大，房间多。我和小李各挑了个了单间，门对着门。

学校有一百多名教师，年轻人都一茬一茬飞到苏南去了，留下的大都是四五十岁的资深教师，于我來说，都是前辈。我们的到來，累得他们一次又一次极其优雅的颔首和微笑。

第三天，才分到课表，我教一个班语文，小李教一个班数学，实在比原单位轻松多了。我对校长说：“千万别把我们当外人啊，我们來就是干的。”校长迟疑一下说：“说实话，我们这儿教师多，沒那么多课。你们是专家，多开些讲座什么的，多指导啊。”我说我不是专家，只是普通的一线教师。校长哈哈大笑，说：“您太谦虚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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