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种昼伏夜出的动物，就像猫头鹰和夜猫子一样，但并不是自己诚心乐意昼伏夜出，而是因为我从二十岁起，得了一种怪病。我在白天日复一日的精神萎靡，哈欠连天，眼皮像一道沉重的石门压下来，要用力气使劲地撑着。脖子仿佛支撑不住硕大的头颅，由于地心引力，头颅不由自主地往下一顿，经常一边看书，或一边听着课就打起盹来，扛不住脑袋了。有时往往在课桌前坐着，脑袋也没伏在桌上，仍旧挺着，就熟睡起来，打着呼噜，流淌哈喇子（口水）。我的母系家族，有爱打呼噜的传统，大舅一倒头就呼噜声大作，像狂风过森林，有摧枯拉朽之势。二舅短小精悍，呼噜声也温柔得多，每晚都演奏一曲舒伯特、斯特劳斯等名家的小夜曲，几十年来从不间断，而且每晚都不重样。二舅就是靠这特异功能谋生。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搞活经济，闭塞已久的国人第一次见识了西方世界的富足繁华，那些声光电化，那些音乐、绘画、舞蹈、流行服装、畅销书，成了国人梦寐以求、孜孜向往的东西。但是人们的口袋里并没有多少钱，买不起时髦货，也买不起大件的家用电器，只能靠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凑合。当时有许多音乐发烧友，疯狂地迷恋欧美的流行音乐，也有些人钟情古典交响乐，当然以大学教师、企业高级白领、硕士生、博士生为主。这些人虽然是知识精英，但并不是财富精英，他们和中国所有平民一样穷，刚刚吃饱穿暖过了生存底限，实在无力购置一套自己的音响。那时候唯一的音响就是收录机，银白色的铝壳闪闪发亮，最上方有个刚好能抓手的长方形提把。提把下就是五六个黑色按纽，可以播放、停止、暂停、快进、倒退，功能完善的还有录音功能。当时的年青人，以穿花衬衫、系“喇叭裤”（一种上部紧下部宽松的裤子）、荡波浪发，跳交谊舞、哼流行歌曲、提着收录机放大音响招摇过市，为时髦新潮，有派头、有身份、有品位。中国破天荒地全面西化，如久经干涸的旱田，如饥似渴地接受外来文化，想过上和别人一样的现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努力追赶世界潮流。国人穷惯了，穷怕了，终于要挥挥手告别赤贫了，人们不愿做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而想做万贯家财的有产者。永别了，穷穷！这个民族终于要勇敢地追求，老早就应该属于自己的富裕和繁荣了！

二舅睡觉演奏小夜曲的神技，已传遍东西市的角角落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有些城外的消息灵通人士，也听闻了。甚至北京国家工程院的几位搞声学的院士，特地率着一个科研小组，到东西市研究二舅的特异功能。他们来时是大中午，赤日炎炎如火烧，市委秦书记领着几个须发皓白、仙风道骨的老先生，叩开了二舅家的门。一见市委书记亲自出马，二舅和二舅姆受宠若惊。两人正在一个白瓷脸盆里和面，双手沾满了黏乎乎、湿漉漉和面筋，赶忙往系在腰间的围裙上擦，两条蓝色的围裙盛开了朵朵白色的茉莉花。二舅就用这双劳动者的大手，紧紧握住了市委秦书记温润如玉的小手，两只手像万能胶似得沾在了一起，使劲拉也拉不开。无奈之下，只好找来菜刀，从中间细细、慢慢地切开。虽然二舅已极其谨慎，极其专注细心，而且尽量把刀锋往自己手掌这边切，但还是切下了秦书记的一大块手掌皮。秦书记撅起嘴，跳着脚，大骂混蛋之后又骂娘。好在这时舅姆及时出现，化解了尴尬，她用红漆托盘托来五盏茶，献给远方来的贵宾。科学家们赶了一天路，渴得喉咙冒烟，抓过杯就喝，“哎哟！”青年小俞吐着舌头声唤，老愚、老呆、老朽也吡牙咧嘴，状极恐怖。在东西市，有贵客来献用滚水泡的绿茶的传统，秦书记知晓，所以不来喝茶，而另外四位来自北京的大学问家，不明就里，烫伤了嘴，看来科学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妈妈的！这都什么时候了，快换凉开水！快换凉开水！”秦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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