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想了想说道：“李叔叔，我知道古董和文物的价值就是考察以前生的事情，但是这契约到底有什么用啊？“。?

李强还真没有想到扎西多吉的孙子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笑了笑说道：“一、它们充实了我国契约研究的文化宝库。我国是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文明古国，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展，私人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招佃以及银钱借贷等，形成了大量的契约文献，这些文献既真实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本身也作为制约人们交易行为的特殊手段直接参与到经济生活中去，并挥作用。这些东西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史学家们的重视，上个世纪9o年代，各地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即成风气，徽州文书以其数量和规模最为有名。

1993年以后相继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等史料问世。这些资料都成了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展的重要文献，但这些契约主要都是反映汉族的情况。近年学界也注意到契约文书研究的重要性，兴起编辑出版之风。为了研究汉族和当地土着民族的关系，他们已将大量平埔族的古文书整理刊印出来，比如中央研究院1993年出版的《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上下册）等。而我们学者利用少数民族契约文书研究当地社会历史的展还十分不够，苗契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史料的空白和遗缺，为我国契约文化的研究充实了重要内容。

二、苗契具有民族学研究的珍贵价值。我国现存的大量契约文书，一般都产生在历史上文化经济较为达的地区，而且多为较先进的汉民族所签订。少数民族由于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大多生活在偏僻山区，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离，文化落后，经济展迟缓，他们留下的契约文书十分罕见。过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和强调了********在开西南地区中挥的作用，而很少有人能站在当地少数民族的立场来说明他们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及与外界的联系，他们社会生的历史性变化，以及他们在这种变化中扮演的角色。除去一些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外，文字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批苗契对于研究西南土着民族的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这批契约文书虽然是使用汉文签订的，却都是在苗族内部形成的，足可以真实反映苗族群众的经济活动和各种行为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说明问题的依据。

三、可以对清朝及民国年间贵州锦屏地区苗族的经济生活有新的认识。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基本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土地是人们追求的主要财富，所留契约大都是反映土地买卖、租佃关系的，而有关山林的契约却极少。这一是由于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的林木，由于交通等关系，很难成为商品流通；再者人们如需用木材，都以砍伐自然林为主，很少有人工营造树林，大家并不签约，即有签约，林子砍完，成了荒山秃岭，契约也就没用了。林木生长周期长达数十年，不像农田一年一收，这种周期的差异，当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经营和生活方式。

林木生长时间这么长，使人们很难以种植林木为生，我国历史上开荒砍伐山林之情况极为普遍，而较难见到规模性的人工造林，更难见林业上的租佃关系。贵州清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苗族同胞，靠山吃山，他们一方面要以自然的山林为生，一方面又为了维持、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经营栽培着林木，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买卖租佃关系，自然而然的防止着破坏性的开采，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比只是单纯的行为要更有生命力。这些契约对研究清代以至民国期间苗族人民的特殊经济生活，对研究我国林业展史都有重要意义，正好为我们从民族的、经济的、林业的多个方面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资料。

四、对少数民族契约文献的收集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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