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大吉买山地记》[7]。这是两则记事刻石，也像是简化了的契约录文。

碑记中最宝贵的是1973年现于河南偃师县缑氏公社郑瑶大队南村的汉碑《东汉建初二年（77年）侍廷里父老◆约束石券》[8]，这是里民为轮流担任里父老时得使用集体所购田地而立的合同。参与合同的里民二十五人都在券上署，唐碑中最宝贵的是《唐大中五年（851）勅内庄宅使牒》，刻在玄秘塔碑碑阴，文字基本完好[9]。唐朝实行均田制，规定田地不许买卖。《唐律疏议》卷12《户婚上·诸卖口分田》曰：“《礼》云：‘田里不鬻’。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

”《唐律》又规定，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卖时，要“投状申牒”，即由业主赴官报告，由官府给一准许出卖此产业的文牒，才可出卖。《通典·食货·田制》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种文牒是很重要的，但唐代的有关田地买卖的文牒原件已经无存，其本来面貌已不易得知。此碑之存在，使我们得知当年的田地文牒上除一般公文之外，还具体载录业主、拟卖产业的坐落、四至、价钱等等，契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具备。

金代《金大安元年（12o9年）真清观牒》碑也很重要。碑身巨大，“高七尺一寸五分，广三尺，下截载“本观置买地土文契”，即《金大定二十字都基本完好，真是双璧生辉。明清时期照录契约原文的碑记很多，亦有重要史料价值，反映城市经济生活的尤为可贵。

我国的古文献浩若烟海，其中与契约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内容极多。因此，要深入研究契约问题，必须充分利用文献资料。

开始李所说的现存的契约原件和金石文字中的契约资料，都未接触到原始社会的契约问题。因为这些资料所反映的都是后代的契约。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中原地区当时的人类使用什么样的契约，目前还无具体资料可供论证。考古工作中虽现了一些画在陶器上的符号，但表示何种意向，无从考查。再从文献记载来看，许慎《说文解字·后叙》曰：“古者庖牺氏始作《易》献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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